瑞典為什么有那么多創業企業？

 這是一個高消費、高稅收的國家，勞工享有悠長的假期和豐厚的社會福利。主流經濟學認為，像瑞典這樣的國家不利于企業成長，因為高稅收會降低企業家的盈利預期，進而挫傷他們的創業積極性。而研究也表明，一個國家的人均政府支出越大，這個國家創業企業的比例就越低。

但瑞典是個例外。這個人口僅千萬（全球排第89位）的國家盛產創新企業，音樂流媒體平臺 Spotify、在線支付公司Klarna、游戲公司King等世界級企業都在瑞典創立。斯德哥爾摩“科技大牛”的密度（市值超過十億美元的科技公司的數量/人口）僅次于硅谷。整體而言，瑞典每1000位雇員就對應著20家創業企業，在美國這個數字僅為5。OECD 經濟學家Flavio Calvino 告訴我，“在瑞典，創業企業的存活率高，且發展快”。一項針對18-64歲人群的調查發現，65%的瑞典人認為他們國家的創業機會“好”，在發達國家中，這個比例是最高的，美國僅有47%。

 

創新創業，對一切追求效率、就業以及活力的經濟體而言，都至關重要。在美國，盡管創業的激情還在，行動卻明顯遲緩了——如今創業企業在美國企業的占比為8%，而在1978年這個比例是15%。在瑞典，情況恰好相反。1990年代以來，瑞典加快了創新創業的步伐，近兩年經濟增速更達到4%和3%——較之增長低迷的美國，可謂“大躍進”；也比其他歐洲國家也快得多。那么，瑞典到底做對了什么呢？

 

可以從幾個層面來探討這個問題，不過都繞不過過去30年的瑞典變革。1990年代以來，瑞典放松管制，釋放出創業企業與既有大企業競爭的空間。經濟學家熊彼得認為，當“創造性的毀滅”發生時（亦即創新力量取代舊產業時），經濟才會繁榮。但摧枯拉朽并不容易，曾經瑞典也是個嚴格監管經濟的國家，公共事業單位壟斷了市場。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金融危機的爆發。

 

危機爆發后，瑞典增速下沉，失業率飆升，政府為避免貨幣崩盤，甚至將利息上調至500%。改革勢在必行。瑞典工業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Lars Persson告訴我，為提振經濟，瑞典政府著手給電力、電信、鐵路、民航、出租車等行業松綁。限制取消后，各行業的費用降下來，吸引了更多消費；部分公共服務，如養老和基礎教育，則外包給私營機構。1993年，新“競爭法”出臺，明確限制大并購及反競爭行為。“我們的經驗是，只要市場不形成壟斷，新的企業就會進來”，瑞典皇家技術學院的Pontus Braunerhjelm教授總結道。

 

另一條經驗就是削減公司稅，提振企業家精神。關于這一做法，坊間頗有爭議。具體到瑞典，效果確是不錯。1991年，瑞典將公司所得稅從52%下調至30%（如今這個數字只有22%，遠遠低于美國的39%）。而在此之前，瑞典稅法明顯傾向大公司，而非創業者：創業者除了公司所得稅，還要交個人所得稅；大公司卻有種種途徑避開雙重征稅。

 

稅率改革創造了公平競爭的環境。而 “1991年以前”，Persson在去年的一篇論文中寫道，“瑞典稅制偏向機構持股的大公司，缺乏資金的小型創業企業很難存活”。進入2000年代，瑞典把富人稅和遺產稅一并取消了，讓“掙大錢”成為可能。這樣一來，人們掙錢的積極性就高了，掙到了錢又會再投資，錢生錢。Braunerhjelm教授認為，“人們手里的錢多了，天使投資人就會出現”。在今天的瑞典，創業者享有很大的稅收優惠，比如他們的大半收入被認作是“資本利得”，相應的稅率要低得多。

 

減稅不一定管用，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的Tino Sanandaji承認，還可能加劇經濟不平等。但瑞典的經驗表明，有針對性的減稅是可能為經濟注入活力的。瑞典素有“高稅收”之名，1991年稅改之后減了不少，現如今公司稅已經低于其他發達國家。稅改前，瑞典最高邊際稅率為85%，改革后降至57%。現在的瑞典稅制相對“扁平”，個人稅負差別不大，也就是說不僅有錢人要多繳稅，普通中產的所得稅也相當可觀。不過，多數瑞典人對此沒意見，因為作為對“高稅收”的回報，他們享有“高福利”，看病、上學都不花錢。

 

1990年代前，瑞典經濟幾乎沒有外來競爭。保護主義的立法禁止外國人大量持有瑞典公司的股份，只有不到5%的私企勞工受雇于外國企業。此后，瑞典改革開放，引入外來競爭。一則外資可以收購成熟的創業企業，如2014年微軟以25億美元收購瑞典游戲公司Mojang，大大激發了瑞典人的創業熱情；二則外企進入瑞典市場，迫使經營不善的瑞典企業退出競爭，為創新企業的崛起騰出了空間。1989年外資僅持有瑞典公司7%的股份，1999年這比例已上升至40%。

 

1990年代的瑞典改革適逢互聯網經濟的興起。人們在創業的同時，第一次親密接觸互聯網。凡是給所有員工（不論是管理層，還是保潔員）配置家庭電腦的公司，瑞典政府都給它稅收優惠。很快，電腦就普及開來，“40歲以下的瑞典人都是玩電腦長大的”，倫敦風投公司Northzone的合伙人PJ Pärson告訴我，“1990年代就人人在線了”。此外，瑞典也是最早大舉投資，提高互聯網速度的國家。今天瑞典的電腦普及率和美國差不多，但網速仍比后者快得多（平均22.5MB/秒，美國只有18.7MB/秒）。

 

33歲的Birk Nilson，是這一代創業者的縮影。在孩提時代，他就有電腦，11歲開始編程，16歲到科技公司打工。19歲的時候，Nilson遇到他的合作伙伴，一起成立了電子商務公司Tictail。

 

和瑞典許多創業企業一樣，Tictail從一開始就是“全球的”，用Nilson的話說， “我們本能地會考慮出口”。和美國不同，瑞典是個小國家，市場有限，企業要做大就得有全球格局——把產品賣到海外，同時承受海外競爭的壓力，優勝劣汰，適者生存。Tictail已獲得3200萬美元的融資，不久前把總部也搬到了紐約，還在下東區開了個店。

 

創業帶來就業。據經合組織（OECD）統計，瑞典每100個就業崗位里，有5個是新崗位；而在美國，這個數字是2。OECD 經濟學家Calvino告訴我，“去看就業機會凈增數據的話，你會發現瑞典總是名列前茅”。此外，瑞典創業企業的“3年存活率”也是最高的——74%的瑞典創業企業可以活過3年。

 

自然，漂亮的創業紀錄與“瑞典模式”是分不開的。比如高水平的社會保障體系，讓創業者敢于放手一搏。在瑞典，高等教育是免費的，學生還能申請生活貸款，人人都上得起大學。看病也不要錢，生孩子的話，還有可觀的生育補貼。換句話說，你無需為生老病死教育而擔憂，哪怕創業失敗，也不會失去一切。

 

“我認為要成為創新國家，你首先得給人們足夠的安全感，”瑞典企業與創新部部長Mikael Damberg總結道，“這樣他們才敢去做”。對此Birk Nilson深有體會，他知道就算他的公司辦不下去了，他的醫療保險也不會少。“就算失敗，就算破產，你也還有瑞典和它周全的社會保障”，Nilson對我說，“在瑞典創業，不像在美國這么嚇人”。

 

此外，還有社會文化層面的因素。比如Nilson和伙伴們經常有機會跟Spotify或Klarna的創辦人一起工作，討教創業經驗，創業者之間的這種交流對彼此都是促進。烏特勒支大學的Erik Stam教授告訴我，瑞典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度很高，這讓他們合作起來更順暢。比如他們往往一拍即合，而不會在合同上錙銖必較。又比如上級信任下級，就容許他們彈性地工作，而彈性產生創意。

 

相應地，瑞典的“內部創業”（intrapreneurship）也很活躍。企業內部設置“孵化器”，進行“非常規”開發和創新。比如愛立信公司有個部門叫做“愛立信車庫”，從可穿戴技術到助老工具，各種五花八門的技術都研究。斯德哥爾摩工業經濟研究所的一項研究表明，過去三年里，瑞典有28%的企業員工參與了內部創業項目，而在美國，這個數字僅為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