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學者探索“歐洲文化”淵源與變遷

 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擁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如今，認為存在一種特定的“歐洲文化”讓歐洲不同于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說法仍在盛行，而關于這一話題的探討未曾休止。近日，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歐洲文化碩士項目主任本杰明·G. 馬丁尼斯在《萬古》（Aeon）雜志官網發文，追溯了“歐洲文化”的誕生與發展。

　　在東西方文化夾迫中成熟

　　馬丁尼斯表示，事實上，統一的“歐洲文化”是一個很新的想法，它出現并被零散地使用于19世紀，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這一觀點才成熟。其間，對歐洲觀念的關注空前，當時自由主義者提出了對歐洲共同文化認同的愿景。法國詩人保爾·瓦雷里曾認為，歐洲是一種共享的、無形的遺產，植根于各國間“對理解和交流的渴望”。他認為，這種共同的渴望創造出了一種“歐洲精神”。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則認為，是非物質化的價值觀定義了歐洲，歐洲通過“人文領域超國家的”文化交流傳達了其獨特品質。

　　然而，馬丁尼斯表示，除去那些樂觀的說辭，是“恐懼”催生了這種對歐洲文化的追求與愿景。一戰爆發以及隨后的經濟、政治混亂局面，導致了對歐洲團結一致的需求。支持者認為，通過在政治和經濟上聯合與合作，歐洲人能夠避免另一次毀滅性大戰發生，捍衛自己在世界的地位。對于歐洲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歐洲聯合提出了一個重要的道德性或者精神、思想性的問題。在歐洲內部，一戰還包括了一場激烈的政治宣傳之爭：法國與英國的知識分子將“野蠻的”德國逐出了文明國家群體；德國的文化精英則擁抱德國文明中高尚的一面，與其認為的衰微、空洞的西方相對立。德國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曾在1917年提出，“歐洲的精神實體已經毀滅，且不可再重建”。而在全球范圍內，非歐洲力量的崛起也破壞了歐洲精英的歐洲認同。在這種認同中，包含了他們對歐洲優越性的一種深刻卻又松散的信心。一戰后，這種信心更加難以感受到。在西方，美國在結束這場戰爭中的關鍵作用，以及之后好萊塢電影、爵士樂的發展，將一種新文化主宰的局面推向世界舞臺。而在東方，俄國革命對資本主義的歐洲文化構成了強大的意識形態挑戰。在來自東西方的夾迫中，一些歐洲知識分子開始著手定義和區別歐洲。

　　為維護“優越感”而追求獨特

　　馬丁尼斯表示，歐洲知識分子很長時間里都習慣將世界以歐洲與“其他”區別開來，但為了確定鮮明的歐洲特色，他們對歐洲進行定義的過程經歷了重要轉變。

　　馬丁尼斯介紹，早期的人們是從基督教中找到了歐洲的特色，在18世紀啟蒙運動中，歐洲精英通過文明的概念強調歐洲的獨特性。基于西方引以為傲的科學、理性、技術，認為歐洲是文明所在之地、人類發展之縮影的這種觀念在19世紀興盛。這種觀點認為，歐洲的價值觀念的“優越性”似乎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對歐洲傳統的繼承，以及歐洲強國建立的殖民帝國中得到了證明。

　　然而，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即便是那些仍然對非歐洲人持種族主義觀點的人也無法再宣稱文明只屬于歐洲。戰爭表明，從技術層面上看，現代文明可能誕生于歐洲，但美國和蘇聯在這些領域已經發展得很先進。歐洲知識分子對技術的樂觀被戰爭動搖，科學技術已經無法讓歐洲在世界上享有獨特地位。

　　但歐洲知識分子并沒有放棄“歐洲例外主義”，他們開始擁護另一種難以言喻的特質，也就是所謂的“歐洲文化”。這種歐洲文化與美國和蘇聯的物質主義不同，是理想性的、唯心的，尤其是以文學和藝術彰顯特色。歐洲19世紀資產階級中，美術有著半宗教的地位，并為知識分子的例外主義提供了庇護所。為了將自身與“新”的社會區別開來，歐洲高雅文化向古希臘、古羅馬溯源。通過這種方式，“歐洲”一詞開始成為精致的唯美主義和高雅藝術的象征。

　　但是，馬丁尼斯表示，在某種程度上，歐洲文化一直是個令人困惑的話題。例如，如果歐洲有一種文化，那么存在歐洲民族嗎？一定要培育一種統一的歐洲文化嗎？當下，在歐洲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對于什么是歐洲、什么是歐洲文化而出現觀點強烈沖突之際，一些類似問題在今天仍舊有著重要意義，值得我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