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模式”何去何從

 在歐洲乃至全世界， 瑞典都可以說是一個很特殊的國家。兩百多年沒有戰爭，兩次世界大戰都沒有被卷入，有組織完善而又十分強大的工會組織，有早在20世紀初就進入了議會的社會民主黨(簡稱社民黨)。

　　在歐洲乃至全世界， 瑞典都可以說是一個很特殊的國家。兩百多年沒有戰爭，兩次世界大戰都沒有被卷入，有組織完善而又十分強大的工會組織，有早在20世紀初就進入了議會的社會民主黨(簡稱社民黨)。該黨自1932年以來，大部分時間一直主宰著瑞典的政治舞臺，并在2014年大選中，再次因選民聚焦“福利”而執掌政府。可以說，北歐模式的代表——“瑞典模式”中最聞名于世的“高稅收、高福利”制度就是社民黨一手締造的。

　　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經濟持續增長，勞資關系和諧，瑞典社會福利呈現完善的良好態勢，形成了世界著名的“瑞典模式”。但這一切隨著社民黨1976年大選失利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勞資雙方的平衡被打破，社會福利也被削減，“瑞典模式”的核心根基早在20世紀70年代中就被動搖。

　　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世界經濟衰退和國際格局變化，社民黨執政期間迫于經濟危機壓力，取消了全民附加養老金，對工人和中下階層最有益的養老福利模式被空心化。此外，工會的權力也大幅被削弱，很多公共部門為了減負大量裁員。“瑞典模式”中勞資合作和工會談判的分量也大打折扣。

　　一系列經濟問題挑戰和福利改革壓力導致社民黨在2006年大選敗北。近10年來，瑞典人在享受稅負降低的同時，不得不面對福利水平大打折扣的局面。

　　第一，居民收入差別不斷拉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報告顯示，1985年至2010年間，瑞典居民收入差別增加了約30%。第二，公共初級教育水平陡然下降。私營成分過多介入公共教育領域，直接導致教育水平大幅下滑。第三，養老不斷出現問題。養老部門在2011年也出現了私有化所導致的“丑聞”。第四，勞動力市場變化導致就業難。

　　因此，瑞典民眾開始擔憂市場化政策使“瑞典模式”的精華——高福利系統產生實質變化，并在2014年大選中，對社民黨寄予厚望，希望其組建新政府后，讓“瑞典模式”克服重重困難延續下去。

　　但近幾年不斷大量涌入的難民，使瑞典這個人口不足千萬的“慷慨國家”面臨福利改革的挑戰。瑞典移民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來瑞典申請避難的人數高達16.3萬人，2016年申請避難的人數可達14萬，瑞典為難民提供的住房、教育和醫療等社會福利資源告急。瑞典政府繼2015年年底宣布收緊難民接收政策后，隨后又決定未來幾年內遣返8萬名難民。瑞典2016年政府預算中用于解決難民問題的財政數額將高達504億瑞典克朗(約合60億美元)，這令本來就急需改革和調整的高福利制度更加壓力重重。

　　“瑞典模式”下，人們在平和、安寧的環境中安居樂業。但目前，移民的高犯罪率也成為瑞典社會問題和熱點話題之一。據當地媒體報道，自2015年10月至今，瑞典警方共接到牽涉難民的報案超過5000起，其中約1200起涉及斗毆、施暴和恐嚇。與此同時，2015年瑞典全國共發生針對難民的襲擊事件322起。

　　斯德哥爾摩大學犯罪學教授薩爾耐克說：“犯罪率和移民的文化無關，但和他們在瑞典的生存環境息息相關，比如他們是否能擁有維持穩定生活的資源。”

　　有瑞典專家認為，瑞典高福利發展導致了大政府和龐大的公共服務部門，過于慷慨的福利已經對人們的工作動機和社會道德規范造成了侵蝕。

　　瑞典這種經濟高度國際化的小國已無法獨善其身，受國際經濟、政治形勢的影響很大，“瑞典模式”也必然受到全球化浪潮帶來的影響，社民黨再次執政后如何在現今更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再造“瑞典模式”的輝煌，還將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