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位中國移民眼中的瑞典

 

    寫下這個題目時，心里頗有點惴惴不安，雖然已經在瑞典生活了4年，也在這里交了很多中國朋友，但畢竟沒有做過社會調查，妄自揣測別人的看法，終究還是有點心虛的。不過，我將盡量從客觀的角度轉述一些親耳聽到的描述，向大家透露一下幾位生活在瑞典中國移民的點滴感受。說起來，我在瑞典所結交的中國朋五花八門，有在這里打拼多年、“功成名就”的名校教授，也有初來乍到、海外求學的莘莘學子；有靠頭腦養家的IT企業“攻城獅”，也有靠手藝吃飯的“走街串巷”的理發師；有漂洋過海尋求真愛的外嫁女，也有雄心勃勃投資創業的“個體戶”。他們基本涵蓋了在瑞典的中國移民的各種類型。

    當初我來瑞典，是征求了好友陳教授的意見，他和妻子是我在美國時結交的朋友。當年，他們夫婦二人從瑞典的兩所名校奔赴美國做博士后，學成之后，又雙雙返回瑞典。當我拿到卡羅琳斯卡醫科大學的offer時，已經作為“海龜”在上海的一家外企任高級職務，如果接受瑞典的工作，工資會下降很多，這多少讓我有些猶豫，于是就給已經在瑞典定居的陳教授打電話。他一接到我的電話，就極力“慫恿”我接受這個offer，讓我不要“貪圖眼前的蠅頭小利，要眼界開闊”。他認為我能到卡羅琳斯卡這個世界名校，不僅是回到了我以前熟悉的工作環境，而且在這樣一個國際化的平臺上，有更多施展才能的空間。而且，瑞典的社會福利是眾所周知的好，兒童有更寬容的生長環境和發展空間，小孩子在這里成長，可比國內幸福多了！我在電話中不耐煩地打斷他說：“這些我早就知道了，你能說點更實在的么？”陳教授立即來了一句：“我們這兒PM2.5不超過10。”我一聽，頓時哈哈大笑，因為陳教授知道我在美國時是做環境健康研究的，他一下就點到了我的“死穴”。和陳教授交談后不久，我就毅然辭去了外企的職務，只身一人赴瑞典先行“探路”，短暫的適應之后，終于下決心把全家接了過來。后來，和陳教授聊天時，他向我坦白，其實他當初“誘惑”我來瑞典，還有一點私心，那就是相對于其他歐美國家來說，北歐的中國移民比例還是很低的，他們倆口子有時也難免覺得有些孤單，這時有個老朋友主動送上門來，他豈能不趕緊“騙”過來？我裝作恍然大悟地樣子對他說：“既然我是你們騙過來的，那我下半輩子的幸福就得由你們負責了！”

    作為學術圈的人，我的朋友中有不少與陳教授夫妻有相同的經歷，都是在瑞典求學、謀職、成家、生子，最后立業，經過10來年的奮斗，在瑞典扎下了腳跟。他們當初留下來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為寬松的學術環境，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以及可以心無旁騖地同時兼顧到家庭與事業，而不必像在國內那樣，在工作之余還要應付復雜的社會關系，使得留給家庭的時間很少。不過，他們也坦承，雖然瑞典是在反對歧視、崇尚平等方面做得最好的國家之一，但如同在其他歐美國家的中國移民所感受到的一樣，瑞典也存在“看不見的天花板”，雖然這層“天花板”不是那么明顯、那么大、那么厚，但作為中國人，想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站穩腳跟，必須比歐美人付出更多的努力。的確，無論是在grant（研究經費）評審還是職稱評審方面，我所認識的中國移民學者普遍都覺得他們的機會比瑞典本土學者要少。再拿我的另一位中國朋友來張博士來說，在瑞典讀完了博士，又做完了博士后，學術成果頗豐，可是到最后找工作時，卻屢屢碰壁，拒絕他的最主要的一個理由就是無法用瑞典語自如交流。而實際上，他所應聘的這些崗位，會不會瑞典語是沒有或只有極小影響的。據他所說，最后得到職位的都是一些學歷和經驗遠遠不如他的瑞典本地或歐美應聘者。以至于他最后總結到，瑞典的很多職位廣告，只不過是個幌子，實際上招人單位已經有了內定的人選，但是為了應付一些法律上的規定，登個廣告、走個過場而已。雖然我不完全贊同這一點，因為我目前從事的兩份工作，都是通過應聘得到的，但我也承認他說所的這種現象，確實在一些地方存在。所以，想要在瑞典發展的朋友，最好利用時間掌握一些瑞典語，這樣也能讓招人單位少一個拒絕的借口，不是嗎？就像那只憑借一聲“喵”從貓嘴里逃生的小老鼠所說的：“多掌握一門外語，總歸不會錯的！”

    像陳教授、張博士這樣的學術型中國移民，在瑞典占了相當一部分的比例，他們分布在瑞典的各個大學、研究所、高科技企業、銀行和金融證券公司，已經成為了促進瑞典社會發展創新的重要力量。除了學術型移民，還有像我的另一位朋友霍大姐這樣的經濟移民，她可以說是以“自雇”形式赴瑞典創業的一個典型。她和她的先生在中國時就是小有名氣的企業家，在好幾座旅游城市都開設了連鎖酒店。當年為了女兒上大學，他們曾在幾個投資移民的熱點國家中猶豫不決，最后一不作、二不休，那些熱點國家一個都沒選，而是選擇了瑞典這個“冷”門的北歐國家。霍大姐是我太太的老朋友，有一次我們到她在烏普薩拉的家中做客，我問及她為什么會選擇瑞典，她爽快地回答我：“干凈、簡單！”她告訴我，當初她到瑞典辦“自雇”移民時，跑了移民局、稅務局和勞動保障局好幾個部門，受到的接待完全不同于她以前在中國的經歷。按她的話說，以前她在國內也算是個“有身份證的人”，可是到哪個政府部門去辦事，也都是懷著老鼠拜見貓的心情。我忍俊不已地對她說：“你說得還真形象。”她說，她每次到政府部門辦事，都是滿臉堆笑、心里憋氣，生怕一句說錯得罪了哪位“貓”，人家隨便一個理由，就能讓她來來回回跑斷腿。而在瑞典的經歷完全顛覆了她對政府的印象。她接觸到的幾位辦事人員，雖然節奏很慢，開始讓她等了不少時間，但是接待她時非常耐心、細致，態度和藹更不用說。有一次，她到勞動保障局辦理她先生的雇傭手續，接待她的辦事人員Lena女士需要她出示移民局批給她先生的居留類型，而她那次正好忘了這一點，頓時感覺這次是白跑一趟，心里“拔涼拔涼的”。沒想到Lena不僅沒有責怪她，反而自責可能是他們的工作網站上沒有說清楚，連連安慰她沒有關系，立即幫她打電話到移民局查詢。在確認了她先生的居留類型是可以工作的之后，還指導她填好了相應的表格，因為她的英語是“半生不熟”的水平，瑞典語更是一竅不通，前前后后花了兩個多小時。在此期間，Lena女士始終如一地保持著耐心的態度，幫她收集、復印了所有需要的信息，就是避免讓她多跑一趟。不過，霍大姐也說：“瑞典的政府部門也存在著‘踢皮球’、做事拖拉的情況，但是至少我再也沒有受過‘貓’的氣了。就沖這一點，我們兩口子就決定在瑞典重新開創自己的事業！”現在，他們成功地開展了一個頗具特色的北歐游學項目已經兩年多了。在不久前的一個電話中，她興奮地告訴我太太，她要把事業開創到北極圈里去！她已經和朋友著手在Abisko開一家中國火鍋店，要為所有追逐極光的中國游客提供火辣辣的中國式溫暖。她還透露，以前她在國內開設連鎖酒店時，多多少少都會想法避一些稅，按她的話說：“我逢年過節也少不了孝敬那些‘貓’們，難道這不算‘納稅’么？”我聽了，竟無言以辨。“不過，”她接著說，“到瑞典后，我根本不用考慮給政府部門送‘紅包’，那不是自投法網嗎？既然他們能透透明明、公公正正地辦事，那我干嘛不干干凈凈地掙錢、清清楚楚地納稅？心安理得地過小康，這不是幸福是啥？”

    我不敢說陳教授、霍教授是在瑞典移民的典型，因為瑞典的中國移民過來并留下的原因還有百種、千種，但是我們至少可以通過陳教授和霍大姐的言談，從側面增加一些對瑞典的了解。總的來說，瑞典是一個包容移民、多種族融合的國家，相對于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中國移民比例很小，但他們平均受教育的程度較高，工作更加勤奮。他們雖然在參與瑞典的政治生活方面仍然不夠活躍，但在經濟和文化生活方面，已經越來越多地展露頭角。畢竟，在他們在身后有一個日漸崛起、再也不會被人輕視的中國。